中國現代第一貪8000億【官場生物鍊:“山西第一貪”落馬背後】

來源:大學 發布時間:2018-12-24 04:10:42 點擊:

     侯伍傑發迹軌迹:1945年9月生,山西盂縣人。1966年7月加入中國共産黨,次年7月參加工作。20世紀70年代,先後擔任岚縣革委會組織幹事、呂梁地委組織部幹部科幹事、副科長,地委組織部副部長。1983年入中央黨校學習,畢業後被借調至山西省委組織部工作1年。自此,侯伍傑平步青雲――1986年任長治市市委副書記,1990年任陽泉市市委書記、省委委員,2000年1月侯伍傑兼任山西省太原市委書記。2001年9月任山西省省委副書記達到仕途頂峰。2004年下半年,侯伍傑兼任山西省省委黨校校長。
  
  2006年1月18日下午,北京市檢察院代檢察長慕平在參加北京市政協十屆四次會議閉幕式時透露,山西原省委副書記侯伍傑涉嫌受賄案目前正在由北京市檢察院第一分院審查起訴。按照正常法定程序,侯伍傑近期将被起訴到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2005年9月30日,山西省人大常委會發布公告,宣布依法罷免原山西省委副書記侯伍傑山西省十屆人大代表職務。而在2004年12月,因涉嫌受賄,構成嚴重違法違紀,侯伍傑被停職并立案查處。2005年11月底,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指定,侯伍傑案由北京市檢察院反貪局偵查。按照正常法定程序,侯伍傑近期将被起訴到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該案發生在相對貧窮的内陸省份,作為山西省第一個落馬的省級高官的侯伍傑,無論從政治學、犯罪學,還是社會學視角對其進行解讀,其落馬都具有耐人尋味的典型意義。
  
  黑社會頭子背後的公安局長
  
  現年61歲的侯伍傑系山西盂縣人,中央黨校研究生學曆。在官本位嚴重的内陸省份山西,這樣一個副部級幹部的倒掉在當地無疑是一場政治地震。
  侯伍傑的案發,最先緣于數年前的山西省黑社會集團案,即黑社會頭子李滿林的落馬。
  李滿林綽号“三馬虎”,1968年3月出生,初中文化。1986年因犯流氓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年。自1991年以來,刑滿釋放的李滿林糾集社會無業人員先後取得并非法持有槍支20餘支,持槍作案15起,緻一人死亡多人傷殘。
  2001年12月,李滿林因涉嫌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被刑事拘留,同月被逮捕。随後,其黨羽陸續被緝拿歸案。2003年12月15日,被捕兩年的李滿林,站在了太原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審判庭上接受法律的判決。
  根據法院的認定,李滿林集團所實施的犯罪,在個案中有明确的組織領導和分工,反映出顯著的黑社會性質犯罪的組織性特征。在李滿林集團的拉攏、腐蝕下,少數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警務人員,淪為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保護傘,緻使該集團有恃無恐,長期在太原地區大肆進行違法犯罪活動。
  可能李滿林自己絕沒想到會被處以極刑,當一審被判死刑後,他情緒失控,随即供出為自己多年來提供保護、時任臨汾市公安局長的邵建偉。
  這就好比一副多米諾骨牌。邵建偉的案發,最終決定了侯伍傑的命運。
  
  侯伍傑“沾腥”權錢交易
  
  現年48歲的邵建偉,從太原市杏花嶺區公安機關發迹。由于在權錢交易方面非常老道,由最初的派出所普通戶籍警,先後任派出所所長、杏花嶺公安分局副局長、太原公安局外事處處長、太原市杏花嶺公安分局黨委書記、局長(原北城公安分局)。其發迹路線圖是“送錢――得到升遷――收錢――給别人升遷――送錢……”如此循環下去。
  随着職務的攀升,邵建偉的“胃口”也越來越大。1995年9月至2001年6月,邵建偉在擔任太原市公安局北城分局局長、太原市公安局副局長兼杏花嶺分局局長期間,利用幹部提拔、調整之機,收受28名民警的錢物共計折合63.66萬元。
  2001年上半年,太原市公安局長一職面臨調整。時任太原市公安局副局長兼杏花嶺區公安分局局長的邵建偉,決定花巨資“競買”太原市公安局局長職位。為确保萬無一失,邵建偉通過兩大渠道同時“攻關”:一條是主管業務的政法系統領導;二是掌握重大人事權的當地主要領導,即時任山西省省委常委、太原市委書記的侯伍傑。
  起初,他對身為省委常委的侯伍傑還不太敢直接下重手。他試探性地給侯伍傑送上一塊價值5.8萬餘元港币的“百達菲利”牌手表,見侯沒有拒絕,不久,邵建偉又送上2萬元禮金。他發現眼前的這隻“老貓”和别的“小貓”一樣逢“葷”必吃,也就沒了什麼顧忌,第三次幹脆給侯伍傑一次送上10萬美元!
  “沾腥”的侯伍傑對邵建偉的意圖心知肚明,他“欣然”答應幫助“安排安排”。很快,太原市分管組織的領導以及山西省公安廳的領導都知道了太原市市委書記侯伍傑有意“栽培”邵建偉接任公安局長。
  而此時,有關邵建偉與當地黑勢力不正常關系的反映也通過各種途徑到了太原市乃至山西省的有關領導耳中。
  
  2001年6月,在省委省政府高層的幹預下,曾任大同市公安局局長的李連琪被調到太原,任省公安廳常務副廳長兼太原市公安局局長。考慮到侯伍傑的建議,邵建偉還是被提了起來,但被調出太原,任臨汾市公安局局長。李連琪入主太原市公安局後,群衆的舉報信紛至沓來。其中的焦點,都是反映李滿林及其黑社會集團問題的,還有些信件反映李滿林的“保護傘”就是邵建偉。同年9月,侯伍傑卸任太原市委書記一職,升任省委副書記。
  邵建偉、侯伍傑的調離,加速了李滿林集團的滅亡。在李連琪的領導下,太原市公安局很快查清了李滿林集團的罪惡勾當,并于2001年12月将其逮捕歸案。
  
  “買官”局長“咬出”省級高官
  
  李滿林集團的落網并沒有讓邵建偉感覺到末日來臨,此時靠侯伍傑買得臨汾市公安局長的他,正在日日夜夜地計算他的“出入賬”。既然花了百萬元買得此官,總得讓這個官位為自己赢得幾倍甚至十幾倍的利潤才行。因此,他整天都在想着如何賣官,如何尋租獲利。正如山西省陽泉市人民檢察院在起訴書中所認定的,邵建偉利用職務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計折合人民币162.6萬元、1萬美元和價值29萬元港币的5塊高檔手表,他還以競選太原市公安局局長需要資金為由,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總共涉及贓款折合人民币480萬餘元。
  不過,邵建偉按規定也可以獲得減刑,因為他确實有“立功表現”。正如起訴書中所說:“被告人邵建偉歸案後揭發他人犯罪行為,經查證屬實,屬重大立功行為,可以減輕處罰。”
  所謂的“揭發他人犯罪行為”,主要是指揭發侯伍傑這一情節。
  有意思的是,正如李滿林在獲知自己被判處死刑後,憤怒地咬出了邵建偉一樣;在被起訴之前,邵建偉也同樣毫不留情地咬出了侯伍傑。
  而被“雙規”和逮捕後的侯伍傑不僅承認收受過邵建偉的賄賂,還陸續交代出了收受其他人的禮品的其他犯罪事實,由此牽出更大範圍内的大小官員落網。
  
  “帶病升遷”與 “反腐倡廉”
  
  侯伍傑的落馬暴露出官員官場表現的兩面性:邊“帶病升遷”與邊“反腐倡廉”。
  其實,早在1995年侯伍傑任山西省省委宣傳部部長時,針對他不利的傳聞開始盛傳,針對其個人的舉報也未中斷。在其擔任太原市市委書記的時候,關于其經濟問題的舉報信就紛至沓來。由此,侯伍傑是“帶病升遷”的典型。
  耐人尋味的是,侯伍傑在擔任省委副書記主管意識形态期間,曾多次在各種場合高談“反腐倡廉”,給許多人的印象是侯還是比較注重廉潔的。例如,2003年12月21日,侯伍傑對山西大同市考核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落實情況進行調研,在聽取了當地黨委彙報後,侯在講話中專門強調指出:“要充分發揮好紀檢監察部門的職能作用,積極研究和探索新時期加強黨風廉政建設的新思路、新方法,通過大要案件的查處,總結經驗,完善措施,改進工作,使腐敗現象真正從源頭上得到有效遏制。要加大宣傳教育力度,廣泛吸引社會各界關注廉政建設、支持廉政建設、參與廉政建設,在全社會形成強大反腐合力,不斷把反腐倡廉工作引向深入。”而其時,正聆聽指示的各級下屬哪裡知道,侯伍傑的手腳、靈魂裡早已沾滿了銅臭。
  2004年7月17日下午,在收看了全國打擊淫穢色情網站專項行動電視電話會議之後,山西省立即召開會議對此項工作進行了安排部署,侯伍傑代表省委提出四點要求:“一、要充分認識這次專項行動的重要意義,把思想統一到中央的決策上來。它聯系着千家萬戶,影響子孫後代,必須抓緊抓好。二、明确工作任務,狠抓大要案件的查處,建立長效機制,把網站辦成傳播先進文化的新陣地……”
  但是,讓各級下屬想不到的是,早在1995年侯伍傑在北京就曾因為嫖娼被北京警方抓了個正着。堂堂主管意識形态方面工作的省委副書記犯如此低級錯誤,實在可笑。更讓人驚歎的是,後來,他竟然還當上了培養黨的幹部的山西省省委黨校校長!
  平時,侯伍傑還經常發表一些反映黨風廉政建設的文章。比如,由中央紀委、監察部主辦的《中國監察》2002年第9期,就曾發表過侯伍傑題為《掌權人要有過硬的素質》一文。
  現在看來,文章本身沒有錯,錯在他沒有按照文章中說的去做,因為他自己的“素質”也的确沒有“過硬”,因而未能繼續“掌權”。
  
  落馬背後的“官場生物鍊”
  
  近年來,随着國家法治建設進程的加快,以及反腐力度的不斷加大,官員落馬已不是什麼新聞。然而,與此相伴而生的是,“牽出”成了一個出現頻率頗高的特定詞彙。
  很多官員落馬,并非是自身出現問題而受到追查,而多半是由其他案件“牽連”被發現的。而且,越是位高權重,這種“牽出”的比例就越大。譬如郴州市李樹彪案,如不是因為李樹彪境外豪賭被發現,其貪污的千萬住房公積金的事實也不緻暴露。再如官煤勾結,如不是煤礦安全事故頻發,這一利益鍊條依然會很牢固。
  就個案而言,無論用什麼樣的形式,貪官的落馬都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但從整體法治環境來說,越來越多的貪官是被“牽出”的這一現象,是令人遺憾甚至悲哀的。因為“牽出”,就意味着他們事先并不是調查的重點,他們的落馬不是多行不義而産生的一種必然結果,而是由于“多行不慎”所引發的,帶有極大的偶然性。倘若侯伍傑在李滿林涉黑案中多做一些工作,多出一點力,法院不判李死刑,李滿林也不緻狗急跳牆,咬出曾帶給他巨大利益的兩大靠山,侯伍林也當能安然自保。事态至此,想必侯伍傑也在後悔。
  貪官多被另案“牽出”,反映出的是在官場上存在一種可怕的“生物鍊”。一方面,權錢勾結,生化出巨大的可得利益,必然誘使雙方不計後果,輕易地突破法律和道德的底線,另一方面,涉案的雙方,一個位于權力中心,掌握着資源分配的話語權,一個位于财富中心,可以用金錢無往不勝地疏通各種渠道,這就使他們既清楚利害關系之所在,又有能力擺平各種“障礙”。更糟糕的是,無論侯伍傑還是韓桂芝、馬德案,所暴露的是,某些地方官場已經形成可怕的“官場生物鍊”――一個官員落馬,往往導緻一個部門、一個地區大面積的官員落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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